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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6-08-22

摘  要:中国于2013年启动了《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工作,制定法律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促进产业发展,维护产业发展秩序,保护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为了实现上述立法目的,未来的法律应采取综合法典的立法模式,并应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确定法律的调整范围。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综合法典;调整范围
Abstract:China started the legislation of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in 2013. The main purposes are to eliminate the obstac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dustr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maintain the industry order,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the future law should adopt the comprehensive code mode,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ttitude of "do something but not everything"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the law.
Keywords: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Comprehensive Code; Scope

引言


  电子商务是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与传统商务的结合,其实现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快速流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服务。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我国电子商务产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仅以淘宝为例,其2015年“双十一”一天销量额就超过了900亿元人民币。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信息经济时代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电子商务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其作用不言自明。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同比增长3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424亿,增长3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0.8%;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6349亿,增长42.4%。
  总体来看,我国的电子商务环境在不断改善,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却较为滞后,政府对市场主体间发生的电子商务活动所实施的监管行为仍然沿袭传统做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所带来的“网上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恶意欺诈、违法犯罪等问题不断发生,网络交易纠纷处理难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信心。”在此背景之下,为了消除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中的障碍,促进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形成良好产业秩序并为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权益保护提供上位法依据,我国启动了《电子商务法》立法工作。
一、中国现有电子商务法律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具有极好前景,但同时也面临法律环境科学化、完善化的挑战。制定一部科学的电子商务法是因应挑战的最佳选择,在制定法律之前有必要掌握目前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制度存量,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立法过程中予以解决。考察目前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制度存量,可以发现中国的电子商务法律环境的建设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企业从起步到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主要制定了《电子签名法》等基本法律规范,属于法律初创阶段。在电子商务发展初期,我国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2005年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签名法》是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电子商务立法。该法通过确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对电子认证服务实行准入制等措施,消除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障碍,维护电子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保障电子交易安全,促进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发展。商务部于2007年3月6日发布了《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暂行),其中专门就网上交易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规范做出了规定:一是明确网上交易参与方的主体资格要求;二是界定网上交易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在地方,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分别立足各地实践、通过地方立法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2002年12月《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率先出台;2007年9月14日《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颁布;2008年12月26日《上海市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规定》颁布。上述条例从信息资源的建设、应用、安全保障、监督管理等领域,制定促进地方电子商务发展计划,加强电子商务与信息化管理。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大发展阶段,以京东、阿里巴巴上市为节点,在这一阶段,各部门的立法呈现出条块分割的情况,立法一方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另一方面又缺乏全面性的布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且立法层次也较低。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政府日益重视对网上交易行为的规制。不断增多的营销舞弊、违规操作、欺诈越界等非正当行为时刻都在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这一时期的立法主要是各部门立足自身监管职能与执法实践,分头立法、分别治理。2005年12月工信部制定了《互联网站管理工作细则》《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从许可与备案制度领域对电子商务予以监管,保障公开竞争与普遍服务; 商务部《关于开展电子商务示范工作的通知》(2010)明确表示将加大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模式推广的应用力度,并通过筛选电子商务骨干企业引导行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10)的出台,标志着央行开始加大对第三方支付的规范化管理,是第三方支付行业告别原始的成长期,被正式纳入国家监管体系;国家工商总局《网络商品交易及有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2010),其中涉及网络实名制以及实体征税的管理方案,对电子商务领域治理提出新的思路。
  第三个阶段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启动电子商务法立法规划,电子商务立法有了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当然,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存在交集,即在全国人大进行立法的同时,各部门也在积极建章立制。分头立法、分别治理的模式能针对性地解决各个执法部门在电子商务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但是随着跨界、跨境交易的发展以及交易行为与模式的日益复杂化,这种模式难以进一步解决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加之已有的《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已无法适应当前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特别是网上交易安全、知识产权及产品质量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突出问题,不但极大地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使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针对目前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2013年10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电子商务立法工作列入规划,并在之后成立了电子商务法起草组,预计2015年下半年完成《电子商务法》草案,争取在2016年6月前,提交全国人大财经委全体会议讨论。在《电子商务法》之外,国家工商总局通过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颁布《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对电子商务领域的行为规范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相关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尤其是2014年2月13日颁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引起了各方的热烈关注。《办法》是为配合新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的3个配套行政规章之一,于2014年3月15日起与新《消法》同步施行。《办法》中坚持了个人网店的实名制原则,明确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并明确限定自然人必须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同时,为保障网上交易的安全与有序,《办法》加大了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责任义务。针对跨区域的网络商品交易违法行为日益增多、网络交易的管辖争议不断等问题,《办法》明确了跨区域违法交易管辖权,将执法权落实到相关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行政执法部门以解决网络交易管辖不明等难题。
  伴随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而建构起来的法律环境目前也有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亟需以统一的电子商务立法加以解决:
  一是政府各部门以低法律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所建立的电子商务监管体制。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商、网货、团购、电子支付等新概念和新模式不断出现,极具创新性和颠覆性,对现行监管制度提出了挑战。由于电子商务领域长期缺少统一的上位基本立法,各政府部门多采用线下监管模式,设置条块分割的行政监管和审批措施,而且不同部门采取的措施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人为地给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设置障碍。如在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过程中,经营者通常通过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开设的虚拟店铺实践中称之为网店。传统交易环境内经营者主要是以组织体(个体工商户、公司)的方式出现,这些组织体从事经营活动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为前提,而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内自然人开设网店从事经营活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虽积极推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但登记中的一些具体事项仍然成为自然人登记难以逾越的障碍,如名称审核、经营场所等。究竟是鼓励经营为先,淡化登记,还是继续坚持登记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工商行政机关监管政策的不明确形成了自然人网店经营过程中的极大不确定性,也构成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障碍。
  二是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所亟需的诚信体系以及以诚信为基础而形成的商业规则不完善,具有权威性、综合性的电子商务法律还是空白。电子商务交易过程实现了交易全过程的虚拟化,经营者和消费者以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易方式,传统交易模式下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进一步加剧。电子商务的特殊交易模式使得信用成为促成交易发生和完成的重要因素,甚至决定着交易的实现。电子商务模式鼓励买家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以及服务来提升自己的信用水平,从而获得更高的搜索排名以及流量分配,而销量的提高以及好的评价直接提升卖家的信用评级,形成良性循环,使信用等于财富。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以及互联网征信的发展,信用的财富变现渠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正因为电子商务交易重视信用的价值,我国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缺失使得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
  三是现有法律中对新兴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义务和责任没有明确。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是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主体,平台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使交易双方或多方可以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目前政府各部门立规的动向是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设定一定的管理责任,要求平台经营者为平台内当事人所实施的经营行为负责,包括产品质量责任、商品信息真实性保证义务、企业经营资质等等不一而足。此举的最大诱因在于监管机关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产业,但带来了不良后果,即平台的行为界限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为了避免监管机关采取不利于己的监管措施,只能采取较为严格的平台管理规则,形成“寒蝉效应”。平台责任的不明确也表现在平台实施管理行为如发生错误,当事人或平台的救济措施付之阙如。
二、《电子商务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电子商务产业规模的迅猛增长和规制的现有经验为我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电子商务法》作为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电子商务领域内的基本法,其秉持的指导思想将直接决定法律中各项具体制度的行文,并最终将影响中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前景。此次立法由全国人大财经委主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病,从全局战略性的高度解决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为产业发展扫清障碍,同时为良好产业秩序的形成和电子商务活动各方主体权益保障提供制度基础。促进发展、规范秩序、保护权益应是此次《电子商务法》立法指导思想。
  (一)促进发展
  本次《电子商务法》的立法首要宗旨是促进中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中国在互联网时代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为促进发展,《电子商务法》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消除现有法律制造的发展障碍,弥补现有法律规定的漏洞,创制有利于进一步创新的前瞻性法律规则。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是立法的根本目的,也是主线,行业准入、监管措施等具体制度设计都要服从这一立法目的,避免因不合理或不适当的政府监管行为而影响产业的发展。促进发展的另一题中应有之义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立法活动中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合理界定政府干预电子商务领域的界限,将政府介入的范围限制在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内,减少政府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行为的干涉。此次《电子商务法》首先应对政府在电子商务市场治理中应起的责任和作用予以明确,贯彻最小干预、适度干预原则,鼓励市场主体创新经营方式,尽量利用市场手段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于确实需要建章立制的,政府也应坚持在与市场高度充分沟通、协调互信的基础上建章立制,在具体措施上应少设或不设行政许可,主要通过事中、事后监管来解决问题。以最新引发热议的互联网专车监管为例,互联网专车是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相较于出租车行业,专车仍然是一个新兴事物,其产业形态远未成熟,很多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加以解决。相关部门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试图将以出租车行业为基础建立的数量控制、人车准入的管制模式运用在新兴的互联网专车上,忽视了专车促进社会闲散资源再利用和消费者福利实现的积极作用。这些传统的管制措施如真正得到实施,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压缩互联网专车行业进一步创新的空间,政府在面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上仍欠缺“壮士断腕”的勇气,不愿意“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由于立法以促进发展为首要的本旨,所以需要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未来有所预测,立法要有必要的前瞻性,不应囿于现实产业发展现状,而应思考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最终电子商务的发展实现了任何人、任何物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实时在线,那么我们的电子商务法应该用怎么的思路去实现产业的未来?
  (二)规范秩序
  所谓规范秩序,即规范电子商务活动的市场秩序,引导本行业经营者公平竞争,推动行业良好市场环境的形成。十几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与产业先行的美国在体量上看似乎已无差距,但仍然没有摆脱“野蛮生长”状态。电子商务市场主体为争夺流量,抢占数据制高点,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此带来的是不正当竞争纠纷大量涌现。法律更多的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因此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法律会时常显得“滞后”,面对具有技术性特征的电子商务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适用显得“力不从心”。如果任由此种现象继续存在,中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缺少了良好的市场秩序作为保障,将来的前景势必会蒙上一层阴影。《电子商务法》中应确立的直接对规范秩序起作用的法律制度有二:
  其一是对市场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克服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而带来的法律适用困难。我国用于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电子商务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律不可能对相关竞争行为进行类型化。但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涌现,法院在法律适用时只能频繁适用一般条款。一般条款的适用可能会影响法律关系的稳定性,由此对产业内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类型化,并将之规定在《电子商务法》中成为必由之路。类型化的价值在于促进对高度抽象的概念的相对统一的理解,这不仅便于司法工作者准确理解抽象概念的内涵,准确适用法律,亦有助于当事人接受司法判决,因为抽象往往带来争议,具体更易定纷止争。
  其二是规定对电子商务可信交易环境建设有重要影响的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和禁止有损于电子商务信用评价的行为。如前所述,信用对电子商务交易的达成以及电子商务产业的迅速发展有重要作用,信用正在成为电子商务经济的“基础桩”。正因为电子商务交易重视信用的价值,产生了“炒信”或不正当贬损竞争对手信用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不仅直接损害卖家的信用价值,更会对平台信用体系乃至整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的侵害。
  (三)保护权益
  所谓的保护权益,即保护电子商务活动中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简言之,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主体可概括为两类:经营者和消费者。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体系较为完备,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的规章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提供了依据,《电子商务法》作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基本法不应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解释法或适用法,而需要对电子商务领域内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加以明确。由此,《电子商务法》中“保护权益”的核心在于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廓清平台经营者的责权利,使其承担适度的平台责任,既能有效实现电子商务市场的管理,又能促进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
三、《电子商务法》的立法模式
  如前所述,电子商务是现代通信技术与传统商务活动的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电子商务牵涉电子合同、电子支付、物流快递、数据开放、个人信息保护等诸多环节。从现有的法律制度存量上进行考察,《电子商务法》法律规则体系庞杂、内容繁多、且与多部专门法律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在《电子商务法》制定中,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值得考虑。检视中国现有的立法,可以发现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时所采取的以下两种模式值得《电子商务法》借鉴,其一是基本法(通则)与专门法相结合的模式,具体是指以基本法(通则)确立促进、规范、保护的基本制度;在以通则确立基本制度后,再以专门法规定具体制度;其二是综合法典模式,具体是指在法律制度的制定中不仅应规定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还应该根据法律规制对象的特点选择重点内容明确各方主体的责权利。
  从国际上看,综合立法模式符合国际潮流。电子商务最初实现的是传统商务活动的电子化和信息化,使传统以纸质文件完成的交易活动得以电子文件的方式完成,从而实现了贸易便利化,提高了交易效率。国际社会初始阶段的电子商务立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对以信息化方式完成交易行为法律效力的确认以及确立法律上有关保证交易行为真实性的手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示范法的方式确立了功能等同原则,解决了电子商务发展早期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相关文件的指引下,各国的立法主要表现为单一的电子合同或电子签名法,如我国在1999年制定合同法时对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的法律效力作出了明确,并在其后制定的电子签名法对可靠电子签名以及电子签名认证制度作出了规定。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为了保障电子商务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电子商务各方主体之间的顺利流动,以电子交易为核心,辅之电子支付、快递物流、仓储、争议解决等配套和衍生服务的电子商务生态圈渐次形成。各国的电子商务法在电子商务实践的基础上也逐步由单一的电子交易和电子签名立法转向综合立法,对生态圈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规范。
  我国目前采取基本法与专门法结合立法模式的领域主要是一些当时不具备立法条件的领域,如民事立法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彼时百废待兴,民事权利保护的研究已中断了较长的时间,虽然立法机关委托专家起草了民法典草案,但是考虑到当时社会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许多法律关系尚未确定,所以才采取先颁布《民法通则》先确立私权保护基本制度,其后利用专门立法的方式根据社会情势的发展逐步建立民事各种专门权利保护制度。而我国现有各领域的电子商务立法已经为综合法典的立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势也需要一部综合民商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法典。
  综合化体系化的电子商务立法模式可以有效建立起可行的电子商务规则体系,进而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和谐的法律环境。在综合法典的立法模式下,《电子商务法》制定的基本思路应当包括如下:(1)以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网规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梳理、评估;(2)将经过实践筛选和检验、证明行之有效、对电子商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法规、政策、网规,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3)将对电子商务发展起阻碍或抑制作用的法律、法规、政策、网规进行修改、废止;(4)对法律、法规、政策、网规没有涉及到的相关事项,进行弥补和创制。
四、《电子商务法》的调整范围
  在确立了综合法典的立法模式后,我国《电子商务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对所有问题都作出规定,需要根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势,以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确定调整范围。
  (一)应然调整范围
  最理想的电子商务法是法律中对电子商务领域涉及的所有问题做出规制,即法律的调整范围与理论实践中公认的电子商务概念完全吻合。因此,《电子商务法》实然调整范围的确立需要明晰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的概念在互联网流行之前已经被发明,20世纪70年代,金融网络中的电子商务已经很流行,其使用适当的软硬件解决问题;而电子数据交换(EDI)也早在互联网使用之前业已存在。以上的电子商务形式可以被认为是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而现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的核心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使交易当事人可以脱离纸质文件的束缚,实现信息化交流,而网络技术则使交易当事人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实时异地交流。电子商务成为现代社会商品和服务流通领域的最大创新,其以电子合同交易为核心,并逐步发展出各种支撑和衍生性服务。所以,在电子商务立法过程中,对电子商务的定义需要充分考量目前电子商务发展的情况,另外根据电子商务法促进发展的立法指导思想,电子商务的定义又必须为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创新预留空间,避免因封闭性的规定阻碍电子商务的产业的发展。
  电子商务的定义除了应适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外,还应坚持如下原则:(1)问题导向原则。在现实环境中,电子商务一般被界定为通过电子商务信息网络特别是互联网完成商品或服务交易的现代流通方式,包括与此相关的各类商务活动。但是目前在法律中对电子商务进行定义则存在较多的争议。在对电子商务定义时,应采取问题导向的立法模式,以解决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采取最广义的定义。(2)技术中立原则。技术中立原则是电子商务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指政府或立法机构对于各种有关电子商务的技术、软件、媒体等采取中立的态度,由实际从事电子商务者和信息服务中介商自己根据技术发展选择采取新的或者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技术,政府应当不偏不倚,鼓励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 所以在立法过程中,对电子商务这类技术性质的概念(或需要借助技术术语才可以完成定义的概念)应秉承一种开放式的界定方式,如所谓的电子,可以是指所有通过信息网络传输的电子化信息;所谓的商务,可以不限于货物销售或服务提供,在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商务交易的客体和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
  综合以上,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在这个定义中,将电子商务界定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的经营活动,这样的定义充分考虑了目前电子商务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中展开,但并排除技术发展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信息网络,如物联网、量子通信网络等。除以上外,将电子商务的交易客体和交易行为界定为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这里的商品和服务应可概括现在以及将来通过电子商务方式进行交易的客体,保证了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由此,《电子商务法》的应然调整范围以网上交易服务(网络商品和服务交易)为核心,辅之以各种支撑和衍生服务(如主体准入、电子支付、物流快递等),同时为了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必须为电子商务活动建构一定的保障措施,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其中的重点。
  (二)实然调整范围
  在完成电子商务的概念界定之后,实质上已经廓清了电子商务法调整范围的应然状态,电子商务涉及电子交易、电子支付、快递物流、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秩序维护、公共数据开放、个人信息保护、纠纷解决等诸多领域。但是电子商务法并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作出规定,立法过程中应抓住主要矛盾,即需要由电子商务专门加以规定的事项;对于非主要矛盾,则由其他的法律加以规定或者修改相应的规定。如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近年来曾引发社会热议,电子商务的可税性在中国并不存在争议,然而电子商务的交易流程,既涉及交易流转方面,也涉及所得收入方面,问题较为复杂。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其中正式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即有关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得《电子商务法》不宜对电子商务活动(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的税收征收和税收优惠问题作出规定。再如跨境电子商务本质上是电子商务与跨境商贸活动的结合,目前虽发展势头迅猛,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其商业模式仍在演化过程中。现阶段由海关、质检等部门通过政策性文件或实践中的变通做法加以规范,回应电子化、信息化对海关监管通关、质检检验检疫等监督关系体系带来的影响,便利跨境商贸活动;之后在积累规制经验的基础上再制定法律。
  从各国电子商务立法经验而言,厘清电子商务法的规范对象,建立完备的电子商务体系尤为关键。不论在法律中规定哪些部分,都必须对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规范,都应包括电子合同、电子支付、市场公平竞争、数据保护等不可或缺的内容。结合上述应然调整范围的论述,我国《电子商务法》的实然调整范围应采取网络交易与服务为核心,保障措施作为支撑的逻辑结构,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1)电子商务活动的主体制度。其一是电子商务经营者,其中涉及自然人开设网店的准入问题;其二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类型主体,目前在法律层面并没有明确的定位,此次立法有必要确立平台的法律地位,明晰平台的责权利。
  (2)电子商务交易法律制度。电子商务交易法律制度是对现有《合同法》《电子签名法》所确立制度的更新,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规定,如数据电文的到达时间、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推定、自动交易系统的法律地位以及电子错误。
  (3)电子商务交易支撑法律制度。电子商务活动与传统商务活动的流程有一定的相似性,当事人之间就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订立合同,交易的完成需要电子支付和快递物流的支持,当事人利用电子方式支付合同款项,并借助于快递物流履行合同,以上形成了一个电子商务活动完整的交易链闭环。
  (4)电子商务活动的保障措施。在完成电子交易本身及其支撑制度的规定后,电子商务活动的顺利开展还需要若干的保障措施,才能维护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这些措施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维护、数据信息的公开和保护、争议解决机制等。
代结语
  中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启动与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步,在法律规则的拟定过程中需要保证适度前瞻性,避免对产业的发展造成阻滞。除此之外,立法也必须顺应中国新的一轮改革启动的契机,理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首要是明确市场在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仅在必要且有限的情况下方介入市场主体具体行为的监管,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除了适应国内产业发展的需求外,中国电子商务立法在制定中也需要虑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未来的中国电子商务法不仅仅是一部国内法律,伴随中国国际发展战略的改变,电子商务势必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主要途径,中国的电子商务法律所确立的法律规则需要发挥必要的影响力,为未来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规则的确立奠定基础。
(作者简介:孟兆平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法研究所执行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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